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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发展影响生存空间 花牌扎作保留传统尝试求
发布时间:2021-09-08

  今年初,有逾六十年花牌扎作经验的李翠兰在一个展览中展出荣休前最后一个全人手制作的花牌。在她眼中,花牌扎作技艺虽被香港特区政府纳入首份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之内,但因都市建设,令可以摆放大型花牌的空间愈发收窄,而近年社交媒体崛起,人们已不再需要藉助花牌来发布消息,再加上传统节庆活动逐渐衰落,都令本港花牌扎作的发展渐趋式微。

  李翠兰小学毕业后便随父亲学习制作花牌,至今已有逾六十年经验。大公网记者刘毅摄

  在一个细雨霏霏的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元朗的“李炎记”花店,专访了该店花牌扎作的第二代传人李翠兰和第三代接班人黎俊霖。

  一九五四年,李翠兰父亲李炎创立了这家老字号花牌店,当时小学毕业的李翠兰便跟随父亲学习制作花牌,至今已逾六十载。

  “过去的香港,花牌是一种向别人发布消息的告示。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初是花牌的全盛期,当时无论大型节日、开张志庆,抑或喜庆婚嫁、乔迁之喜,一个十分惹人注目的大花牌可谓必不可少。”李翠兰说:“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腾飞,当时人们有多余财力向花店订购花牌,市场一片蓬勃。”

  曾几何时,香港湾仔、九龙弥敦道一带等闹市皆可见到庆祝大公司开张志庆的花牌,但时移世易,李翠兰表示,现今境况已大不如前:“如今市区并非完全没有摆放花牌,只是比较少,多出现在大型节庆之时。原因是市区租金上涨,人们越来越没有多余空间展示花牌。加上如今在市区悬挂一个大型花牌,须经有关部门批准,申请手续又相当繁琐,只得作罢。”

  李翠兰续说,当年制作花牌的花店遍布港九新界,但时过境迁,目前仍坚持制作大型花牌的花店,数来数去,全港也不过四、五家,且大多数都在新界。

  李翠兰犹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个元朗近二、三十条村的节庆、喜宴、店铺开张时展示的花牌皆出自李家的花牌店。然而,随着政府建元朗新市镇,昔日的村屋被高楼大厦替代,令李翠兰的花牌店大受冲击,李翠兰慨叹道:“上世纪八十年代,本港花牌业开始没落,当时村屋锐减,加上人们不再于室外摆酒,转而在酒楼摆酒,致使本地花牌业逐渐萎缩。再加上,以前的店铺,做的都是数十年的街坊生意,店家会订购花牌以吸引街坊。但现在的店铺,租约时间短,往往几个月就会转让他人;加上现今世代,互联网兴起,宣传方法越来越多,令花牌原本的宣传作用大大削弱。”

  社会对花牌的需求减弱,导致本港花牌业萎缩,此为不争的事实。毕竟,花牌扎作是本港传统的手工艺,已获列入香港首份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之内,值得我们珍视和保留,但李翠兰指出,花牌制作非常辛苦,担心传承会出现困难。

  “其实,制作花牌亦非外界想像那般简单。”李翠兰拿着手中一个正在制作的花牌介绍:“扎作一个花牌,需要写大字、摺花、制作配件、上棚等多种技能。我们会用到剪刀、竹签、色纸及油扫等多种工具。”之后,李翠兰开始进行为花牌龙头点睛的工序,边以油漆描画花牌上的龙眼,边向记者说:“制作一个花牌,从写字、上花,一笔一画,都需全神贯注,比如花牌上的花,完全靠人手贴上去,还要讲究两侧对称。”

  制作工序已经繁复,还要看天行事,李翠兰续说:“花牌大多放在室外,日晒雨淋,如何令它不受天气影响,这也是一门学问。”她指着其中一个花牌图纸道:“儿时,待父亲写好字后,我再写多次,然后黐上棉花造字。”棉花造字可谓花牌传统,近年李翠兰于本地遍寻制作花牌的专用棉花而不获,无奈只有用油漆直接在花牌上写字,以代替棉花造字。

  两年前,李翠兰因身体状况无法继续经营花牌店,其家族新一代年轻人又不愿接手,结果,接班花牌店的是两位自小在围村长大的年轻人──八〇后的黎俊霖和九〇后的李嘉伟,他们原为搭棚师傅,对花牌文化耳濡目染。黎俊霖表示,接手这家老字号花牌制作店,除了是被李翠兰对传承父业的情意,以及对花牌扎作技艺的执着打动之外,亦是想令这一传统民俗薪火相传。

  黎俊霖希望更多人认识花牌的真正价值,以及跟香港这座城市的关联。大公网记者刘毅摄

  对于李翠兰表示“花牌制作非常辛苦”、“非外界想像那般简单”,黎俊霖深有同感:“虽然我已跟李师傅学了两年,但若要我全人手制作一个花牌,仍是未够班。”他认为,制作一个花牌,除了纸扎、摺花、上棚等工序外,花牌上的大字,也是至关重要:“最难学习的就是学写花牌上的大字,如何写得好看,这道工序非常考功夫。我以前以为学习花牌制作不太复杂,可是真到入了行,才发现制作花牌并非一朝一夕可学到的手工艺,其中藴含很多中国传统手工艺精髓。”

  黎俊霖告诉记者,当今社会,人们喜欢追求一个“快”字,而制作花牌需要耐心和时间,因此对于李翠兰担心的传承问题,他认为不无道理:“据我所知,如今已越来越少制作花牌的手艺师傅,本港其余花牌店也是老人家在苦苦支撑,现在,想请一位懂得画龙柱上的龙的师傅都没有。”

  除了传承问题之外,面对现今本港花牌业的萎缩,黎俊霖也有一番见解:“花牌多用于香港传统节庆,但随着传统节庆的没落,花牌也会受到影响。”他以香港潮人盂兰胜会为例作出解释:“现在,筹办潮人盂兰胜会的机构也大幅度减少,他们对花牌的需求就会减弱。”

  今时今日,互联网冲击着各行各业,改变着人们的观念,也影响了花牌扎作业的生存空间,“过去,花牌有着广而告之的功用,譬如谁家有乔迁、嫁娶之事,远道而来的客人通过一个大花牌就知道主人家发生的事情,而今人们用Facebook等社交平台,即可起到传播消息的功效,便不再需要花牌了。”黎俊霖道。

  为了适应互联网时代,黎俊霖也为花牌店开设了Facebook专页。而在花牌制作方面,黎俊霖也进行了改变,诸如制作小型、可放于室内的花牌,他指着店内一个小型的“凤头”(位于花牌最顶部位置)对记者道:“这个凤头相较传统花牌凤头尺寸,缩小了一倍有余,这样的花牌,即使放在空间不大的室内也并非不可能。”黎俊霖又尝试用电脑打印花牌字,他解释道:“传统花牌师傅会使用油漆写花牌上的字,但这样做就需要时间晾干这些文字,以前一个花牌师傅制作一个花牌需时两至三个星期,但现在的都市人,早已没有等待的耐心,为了节省工时,我们现在也会采用电脑将花牌上的字打印出来。”

  不过,黎俊霖承认,以现代手法制作花牌,虽为创新,却也是无奈之举:“过去,花牌师傅们手工书写的花牌字,较用电脑打印出来的花牌字要生动得多,或许很多人会说,机器可以替代人手,但无论机械制造如何发达,都替代不了传统的民间手工艺。”

  今年二月,于铜锣湾举行的一个展览中,展出了由李翠兰及其兄李志海偕黎俊霖和李嘉伟搭成的长三十三米、高八米的三面花牌,黎俊霖道:“将花牌变作艺术品进行展出,此举不失为一个推广本地花牌扎作的好办法。”

  记者在想本港台聊天报码室,面对城市变迁,人们或许不再需要花牌,花牌失去了往日的社会功能,将其做成艺术品进行展示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传承办法。黎俊霖说:“未来,我们不排除在花牌上增添创新元素,但现阶段,我们仍以保存花牌的传统文化为最大目的。”他又希望,将来可通过不同媒介,让更多人认识花牌的真正价值,以及跟香港这座城市的关联。

  访问结束前,记者问他会否担心花牌这一行业走向没落,黎俊霖无奈道:“担心也担心不来,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事实。若花牌完全淹没在城市建设当中,香港便失去了这种民间技艺。花牌扎作属本地产物,是香港人的集体回忆,更是一个时代兴衰的见证。我们要让大家知道,香港还有这样一种值得本地人骄傲的民间手工艺。”离开花牌店时,雨未停,记者回望屹立风雨中的花牌店招牌,它是如此寂寥,等待着被这座城市再次“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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